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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人:可可 编辑:梁婷婷 来源:第五届学术研讨会 作者:中国社会科学院 陈祖美  发布时间: 2006-08-15   浏览人数:   评论:

 为何由"太虚"改字"少游"?

——《读秦札记》摘抄  

在灿若星海的古代作家中,笔者之所以把"淮海先生"作为首选的研究对象,起初是对这样一些评语的认同,比如称其诗词文赋兼擅,书法笔意具有婉美潇洒的晋宋风味,他既是一位多才多艺的社会名流,尤以其"情韵兼胜"之词著称于世。不仅被誉为"词家正音"、"情辞相称者",还以其意境深邃、格调清新之词作,被喻之为"初日芙蓉,晓风杨柳"……。等到对秦淮海其人其作有了一些主见之后,更感到他就是贾母所说的那种"心实吃亏"的人和越来越少见的"为朋友两肋插刀"的人,又是一位既得名于朋友,又得罪于朋友,任凭人负我,我却不负人的正人君子。尽管这种认识,有助于走近研究对象,但是在拙编著《两宋名家词选注丛书·淮海词》的撰写过程中,乃至出版以后,仍然遇到了不少甚感困惑的问题。兹就对秦氏"改字"前前后后的疑点和拙见,提供给本届年会,以就教于各路方家。 

由于《宋史·秦观传》的记载是"秦观,字少游,一字太虚",至今仍有论著沿用这一并不确切的说法。实际情形是:六岁始名"观"的秦氏,倘若遵循"名以正体,字以表德"之古训,对其禀性、喜好等观察至十五岁,即可冠字。而秦观直到二十多岁,才自取"太虚"为字。"太虚"是"天"的同义词,秦观自谓,心似天高。所以,关于"往吾少时,如杜牡之强志盛气,好大而见奇,读兵家书乃与意合,谓功誉可立致,而天下无难事,顾今二虏有可胜之势,愿效至计,以行诛,回幽夏之故墟,吊唐晋之遗人,流声无穷,为计不朽,岂不伟哉!于是字以六虚,以导吾志。"(陈师道《淮海居士字序》)这一说法,笔者颇为信从。至于对同一出处的后文所云"今吾年至而虑移,不待蹈险而悔及之,愿还四方之事,归老邑里,如马少游,于是字以少游,以识吾过"云云,则将信将疑。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,秦观回首以往的坎坷经历,遂生消极幻灭之感,不再追求像马革裹尸的东汉名将马援那样积极进取,而甘愿效仿马援的堂弟马少游,作一个小成即安、孝亲恋乡的好人,这才将初字太虚,改为少游。但凡知道一些秦观的经历,便不难发现这几句话,颇有与事实相悖之处。因为说这话时,秦观刚刚进士及第,不仅与马少游的遁世心态夐异其趣,更有记载说,秦观进士及第授官后,旋即返回高邮,将其患有末疾的若母接到蔡州教授任所。所以,回乡当个老好人,并不是秦观三十六七岁、改字少游时的真心话。

窃以为,秦观并不是直接因倾慕马少游而改字,而是受到苏轼弟兄的影响所致。有关论著多将秦观改字少游事,系于其三十七岁、元丰八年或稍后。实际,苏轼在元丰七年三月之后。十二月之前,其所作"和秦"诗,即以其所改字相称,这有《次韵滕元发、许仲涂、秦少游》一诗为证。而在此前十二、三年的熙宁六年(公元1073)苏轼所写《山村五绝》其五云:"窈禄忘归我(苏轼自指)自羞,丰年底事汝 (指苏辙)忧愁。不须更待飞鸢堕,方念平生马少游。"对于这首诗, 《苏诗合注》与《苏诗总案》均谓:此系苏轼弟兄对时弊,也就是王安石变法之讥讽。诚然,尽管《后汉书·马援传》记载马援击交趾,谓官属日:"吾从弟少游,常哀吾忼慨有大志,日:士生一世,但取衣食裁足,乘下泽车,御款段(行路迟缓)马,为郡掾吏,守坟墓,乡里称善人,斯可矣,致求盈余,但自苦耳。当吾在浪泊、西里间,虏末灭时,下潦上雾,毒气熏蒸,仰视飞鸢跕跕堕水中,卧念少游平生时语,何可得也。"但是,马少游的这种处世态度,并不是苏氏"一门三父子"所真心追求的。又如,元丰二年(公元1079)所写《次韵田国博部夫南京见寄二绝》:“岁月翩翩下坂轮,归来杏子己生人。深红落尽东风恶,柳絮榆钱不当春。”“火冷饧稀杏粥稠,青裙缟袂饷田头。大夫行役家人怨,应羡居乡马少游。”此二绝句的表层语义是羡慕马少游,实际是摅发行役之苦。苏轼的这类诗句,对于秦观的改字"少游"产生影响的可能性极大。 在秦观改字之后的元祐四年、元祐七年、绍圣四年,苏轼涉及马少游的诗句尚有:"雪堂亦有思归曲,为谢平生马少游"、"二年三蹑过淮舟,款段还逢马少游"、"一饱忘故山,不思马少游"。后者是苏轼被贬惠州"安置"时所写,此时已由对于马少游的"方念"、"应羡"、"为谢"变为"不思马少游"。这种对于马少游变化无常的态度,恰好说明,苏轼并不是真想效仿他,只是拿他"说事儿",或者说是一种"醉翁之意"。 对此,秦观不仅不会浑然不觉,他的一些言行还清楚表明,在从"字以太虚,以导吾志",到"归老邑里,如马少游,于是字以少游,以识吾过"之后,实际走的是与马少游相反的、热衷仕途之路—— 在陈师道为其所作"字序"的墨迹未干,他便上时相王珪书,言"用人"等大事;当时得以晋升高官的,从司马光、范纯仁、吕公著以下约数十人,秦观不是"代庖"上"谢启",就是作"贺启,恭祝诸公高升。与此类举动相呼应的还有这样一件事:在改元元祐伊始,秦观所作题为《拟郡学试东风解冻》一诗云"宝历新开岁,春回斗柄东。漪生天际水,冻解日边风。浩荡依蘋起,侵寻带雪融。红河霜练静,池沼玉奁空。鱼藻雍容里。云霄俯仰中。更无舟楫碍,从此百川通。"对此诗,《诗话总龟》(前集卷之八"评论门")和《王直方诗话》悉云:"说者以为意气之盛衰,一何容易!""说者"对此诗及作者的这种讥讽,固然恰中秦观其人之弱点,也又一次证明了秦观是一位悲喜、爱憎悉形于色的很透明的人。他的改字,虽然不能说没有倾慕马少游的因素,但主要是追随苏氏弟兄,与王安石及其新法唱对台戏。 笔者不是说苏家与王安石及其变法之间,始终毫无友情和共同点,而是说,哪怕是不情愿,也应该接受这样一种史实:即主宰苏、王关系的是分歧和敌意。老苏对王安石的态度,可以确实是他撰写的《辨奸论》为证!当时,不论是政坛、科场抑或文坛,要害问题的交锋,苏家往往是父子兵和亲兄弟一齐上阵,矛头多半是直指王安石。后来,老苏谢世以及两败俱伤的争斗恶果,导致了彼此的某种反思与和解。秦观就曾得益于这种和解:"乌台诗案"和谪居黄州之后,苏轼过金陵看望己辞职的王安石,并将秦观的数十首诗稿递交于王,目的在于借助王安石的"齿牙",使秦"增重于世"。王便公正而有分寸地夸奖秦诗"清新妩丽,鲍、谢似之"。但是,此类不多的例证,不能代表苏、王关系的主流!在苏轼作品中不难发现对“新法”的讥讽言辞与对立情结。对此,秦观不仅与之相呼应,甚至是惟苏轼马首是瞻。如果说,苏氏弟兄对马少游的"兴趣",旨在揶揄时政,那么,秦观的"改字",在很大程度上恐怕是对"苏门"的追随和趋同。 关于"秦七",被命名为"观",以往,人们大多认同这样一种说法:即"七儿"之父秦元化在太学攻读时,很佩服两位学友,他们是海陵人王观与王觌弟兄俩,遂以"观"为长子"七儿"大名,另二子分别名"觌"(字少仪)、"觏"(字少章)。

然而,秦观得名的来历,尚有不大为人关注的另一说法。此说与陆游有关。 据叶绍翁所云:山阴人名游、字务观者,其名、字之由来:"盖母氏梦秦少游而生公,故以秦名为字,而字其名。或日,公慕少游者也。"(《四朝闻见录》卷乙)又因,陆游晚年所写的《题陈伯予主簿所藏秦少游像》云:"晚生常恨不从公,忽拜英姿绘画中。妄欲步趋端有意,我名公字正相同。"从此,"公慕少游"云云,一度儿成定谳。后来,经山阴乡贤多方考证,陆游与秦观的名、字之间,只是一种巧合,均可能与下述记载有关:"陆放翁名游,字务观,其义出于《列子·仲尼篇》,‘务外游不如务内观。外游者足取于物,内观者足取于身'。"(查慎行《得树楼杂钞》)。从山阴陆氏谱系看,陆游这一辈从"水",其伯、仲二兄之大名分别为"凇"、“浚”。山此看来,陆游,字务观出自《列子·仲尼篇》的记载,是可信的,而并非出自"母梦少游"、"公慕少游"云云。至于把秦观得名的来历,也归于《列子·仲尼篇》之说,笔者则末敢遽加可否。 不独有偶,与秦观的冠字、改字,有某种相似之处的是辛弃疾的以之"表德"之字的取用,亦当是苏诗直接影响的结果。笔者曾以为,辛把遵循"字以表德"之古训,而冠以带有英雄之气的表字"坦夫"的更改这一举动,是含有与其前辈同乡李易安"套近乎"的可能。此外,还当有另一种可能,即辛氏对"坦夫"的取用,似与"石生吾邑子,劲立风中草"的诗句有关。此旬出自苏试写于元丰二年的《留别叔通、元弼、坦夫》。诗中的“石生”,即蜀人"坦夫"。在苏轼看来,石坦夫其人,犹如"疾风劲草",辛氏或因慕之,而取"坦夫"为字。元祐七年,苏轼曾写有《王文玉挽词》,逝者是王幼安之父。在苏轼《与幼安书》中提到,在有些亲友与其断绝往来之时,"惟幼安昆仲,待遇加厚"。从以上诗、书中,还可读出这样的深意,即王氏父子,好学有才行,"文章还复富波澜",均系"镜破不改光,兰死不改香"般的真君子。苏轼景仰这等人物,辛步武苏,从而将更能为 "弃疾""表德"的"幼安"取以为字,亦当符合善效他人之媸、他文之长的辛弃疾之禀性。就对苏轼的服膺而言,与当年秦观的改字,虽有相似之处,亦有明显的不同,即辛氏已不再为派别和政治因素所庄右,洵为倾慕苏轼、追求高尚人格情操之揭橥。

虽说名、字是一个人的符号,却是一个很有内涵、极具象征性的标志。起名、冠字不仅是一种学问,更是一种既有悠久历史,又有现时实用价值的、古老而新颖的文化! 看来,秦观改字的政治倾向,较之文化意味更为明显,令人不胜惋惜的是,"少游"竟成了其不幸人生的"谶语"!

 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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