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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人:莫巍 编辑:梁婷婷 来源:第四届秦少游学术研讨会 作者:朱刚  发布时间: 2001-04-09   浏览人数:   评论:
淮海集》卷十二至二十二有《进策》三十篇、《进论》二十篇,是秦观于元祐间应“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”制科时进呈于朝廷的。秦观以其婉约词蜚声后代,在当时却以文章名世,他的贤良进策也曾受到时人的高度评价,是北宋散文中的名作。兹先考述秦观应制科之史实,再就其进策中所表达的政见及写作艺术略谈看法。

论秦观贤良进
复旦大学中文系 朱刚

《淮海集》卷十二至二十二有《进策》三十篇、《进论》二十篇,是秦观于元祐间应“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”制科时进呈于朝廷的。秦观以其婉约词蜚声后代,在当时却以文章名世,他的贤良进策也曾受到时人的高度评价,是北宋散文中的名作。兹先考述秦观应制科之史实,再就其进策中所表达的政见及写作艺术略谈看法。

一、秦观应贤良科史实

清人秦瀛所编《淮海先生年谱》,载秦观应制科一事,错讹较多,今人徐培均重编《秦观年谱》6,已作纠正,但有些细节还有待进一步考明。

徐《谱》元祐二年四月,“复制科,苏轼、鲜于侁荐先生于朝,以备著述之科,此条下自注:

秦《谱》:“先生在蔡州任,四月复制科,苏公与鲜于公侁,共以荐先生于朝。”徐按《续资治通鉴》卷八十云:是岁四月巳,吕公著请复制科;乙未,诏许之。然当年犹未实行。先生《与鲜于学士第一书》云:“昨蒙左右,不以观之不肖,猥赐论荐,以备著述之科。”又云:“观自去门下,于今七年。”鲜于侁于元丰三年守扬州,先生曾游其门。至本年,共为七年。苏轼荐先生,《东坡集》无考,唯蔡正孙《诗林广记》后集卷八云:“少游名观,苏子瞻以贤良荐于哲宗。”

此谓秦观应制科出于苏轼、鲜于侁所荐,时在元祐二年。今按,宋神宗改革科举以后,取消了制科,哲宗元祐元年闺二月二日。侍御史刘挚请复置贤良茂材科7,至元祐二年四月,诏复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,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载此诏于四月丁未,上引徐《谱》所谓乙未,诏许之”,当是“丁未之讹。贤良科复置后,要求近臣荐举应试者,苏轼即荐秦观,徐《谱》谓“《东坡集》无考”,而苏轼《乞郡札子》明言臣所举……制科人秦观8,唯荐状不存耳。真正无考的倒是鲜于侁荐秦观应贤良科的史料。秦《谱》、徐《谱》所据只有秦观的《与鲜于学士第一书》,此书见《淮海集》卷三十七,对鲜于侁猥赐论荐,以备著述之科表示感激。很显然,秦瀛与徐培均先生都以为“著述之科”就是贤良科。实际上,“著述之科”是另一科目,属于当时所谓十科。“十科举士出于司马光的建议,时在元祐元年七月9。“十科”中的第七科曰“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”,就是所谓著述之科”,当时人多认为秦观应此科较为合适,不但鲜于侁,范纯仁、曾肇也尝以此科荐秦观10。大概他们都认为秦观会写一手好文章,但未必有政治才能,只有苏轼看好秦观的政治才能,故以贤良科荐之。

明白了鲜于侁荐秦观的是著述科而非贤良科,则其荐举的时间就未必可以定在元祐二年。《与鲜于学士第一书》是秦观于被荐后写给对方的谢书,讲鲜于侁进拜谏议大夫,供奉仗内”,按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所记,鲜于侁拜左谏议太夫在元祐元年九月丁卯,而在元祐二年三月丙寅,鲜于侁以集贤殿修撰知陈州。这就是说,在朝廷复置贤良科之前,鲜于侁已改了职务,如果他荐秦观应贤良科,那么秦观这封谢书中所称对方的职务是错误的,此亦可反证鲜于侁未尝以贤良科荐秦观。至于他荐秦观应著述科的时间,则自元祐元年九月至二年三月,都有可能,但《与鲜于学士第一书》中又谓诏书比下,明公首以观充赋,这诏书必是十科举士之诏书,我们既知司马光奏准“十科举士在元祐元年七月,则鲜于侁荐秦观的时间,当是元祐元年的可能性为大。至于《书》中所谓“观之去门下,于今七年”,则自元丰三年(1080)至元祐元年(1086),计其首尾也可算七年,古人计年经常如此。

徐《谱》元祐三年九月,先生应贤良方正试。进《策》《论》五十篇、《序篇》一篇,未售。该条下自注云:

秦《谱》系此条于元祐五年,云:“先生自汝南被召至京师,为忌者所中,复引疾归汝南。”而其旧谱则云应制科,进《策》三十篇,《论》二十篇,进《策序篇》。既奏,除太学博士,校正秘书省书籍。案:秦《谱》误。据《长编》卷四一四云,元祐三年九月辛亥,由孙觉、苏辙、彭汝砺、张绩考试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举人。又卷四一五云,冬十月己丑,苏轼言:帖黄:臣所举自代人黄庭坚、欧阳棐,十科人王巩,制科人秦观,皆诬以过恶,了无事实。同卷又云:九月丁卯,哲宗御集贤殿试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谢悰。右正言刘安世言:朝廷近复制科,皆不应格,唯取谢悰一人。可见少游应试不售,乃因有人诬以过恶,此事或与洛蜀朋党之争有关。

又案:少游此次应制科,因被人“诬以过恶”,处境极艰,幸赖右相范纯仁保全。其《与许州范相公启》云:“某淮海一介之士,行能无取,比因缘科第,获列士版;又属朝廷,复置贤科,而一二迩臣,猥以充赋,名实乖戾,果致多言。相公当国,怜其孤单,不即闻罢,使得自便,引疾而归,侥幸深矣!”一二迩臣,指苏轼、鲜于侁,于元祐二年以贤良方正荐先生于朝。启云不即闻罢,使得自便,可知在发榜前,范纯仁即告知不幸消息,使其引疾归蔡州。

此考正秦《谱》之误,将秦观赴京应贤良试事系于元祐三年,甚是11。但进《策》《论》则不在此时。《宋史·选举志二》云:“元祐二年,复制科。凡廷试前一年,举奏官具所举者策、论五十首奏上,而次年试论六首,御试策一道。”据此,既然召试贤良在元祐三年,则秦观的《策》《论》当在元祐二年已进呈于朝廷12。进呈以后,朝廷还须委员审查是否合格,由于进呈者不止一人,还须比较优劣,排定次序,谓之“详定”。此事史籍失载,今考刘安世《论胡宗愈除右丞不当第八状》云:”宗愈尝荐布衣方坰,可应制科。臣闻坰素无士行,而进卷文理荒疏,最为亡状。宗愈权翰林学士日,适当详定,曲欲成就,不复避嫌,妄以坰文置在第二。中书舍人刘攽等不敢异论,但闻退有后言。”13据《长编》,胡宗愈于元祐二年五月任御史中丞,元祐三年四月任尚书右丞,其“权翰林学士”不知在何时,但翰林学士品衔在翻史中丞上,尚书右丞(副相)下,故胡宗愈以权翰林学士的身份详定贤良进卷,当在元祐二、三年之间,则秦观进卷亦必在其中。参与此次“详定”之事的还有中书舍人刘攽。在元祐党争中,胡宗愈被认为是党同()轼、辙的蜀党,刘攽亦是苏轼的好朋友,都不会排斥秦观。而且,其时身任翰林学士的苏轼,很可能是主持“详定”者,《宋会要辑稿·职官》六七之八载绍圣元年闰四月十八日监察御史刘拯弹劾苏轼、秦观之章云:“观浮薄,影附于轼,故《进策》谓秦二世不变始皇之法而至于亡,汉昭帝变孝武之法而存,轼遂考为第一。”如果刘拯此言不是变乱事实加以诬蔑,则苏轼曾主持“详定”贤良进卷,并考秦观为第一。

但孔凡礼先生认为刘拯之语有误,其所撰《苏轼年谱》卷二十五云:“拯语有误。苏轼乃荐秦观应制科,并非考秦观。苏轼本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于学士院策馆职:十二月七日,擢毕仲游第一……拯盖混应制科、策馆职为一淡。且制科但分三等、四等……不云第一、第二。益见拯语之妄。”“我觉得孔先生这番辩驳是不够具有说服力的,苏轼策馆职与“详定”贤良进卷自是两事,刘拯未必“混应制科、策馆职为一谈”,倒是孔先生将“详定”进卷与御试对策混为一谈了。宋人应制科有三个步骤,第一步是经近臣荐举,进呈策论五十篇,通过“详定”后,第二步是参加秘阁的考试,考论六篇,要求四篇以上合格,才能最后参加御试,对策一道。所谓三等、四等,乃是对御试策考定等第,而其初“详定”进卷,则固云第一、第二15释道潜《哭少游学士》云:“当时所献策,考致第一流。”16即指当年详定时,秦观进卷被考为第一。此虽未云何人所考,但苏轼荐秦观与考秦观,是并不矛盾的。

此番详定贤良进卷,将苏轼所荐的秦观考为第一,胡宗愈所荐的方坰考为第二,看来蜀党几乎要操纵元祐三年的贤良制举。同时,胡宗愈正要出任尚书右丞(副相),形势的发展对蜀党有利。但正因为此,他们的政敌便要设法阻止这样的发展趋势。朔党刘安世连上二十章反对胡宗愈任尚书右丞,而秦观、方坰也都遭受了攻击。对方坰的攻击已见上引刘安世弹劾胡宗愈的奏章,对秦观的攻击有苏轼和秦观自己的文字为证,上引徐《谱》已详。但史籍未载秦观被“诬以过恶”的具体详情,《朱子语类》卷一百三十有云:“东坡荐秦小游,后为人所论,他书不载,只《丁未录》上有。”17《丁未录》是南宋时李丙所编的史书,见《郡斋读书志·附志》,今已失传,所以竟不知当时何人以何语攻击秦观,但其人应不出洛、朔之党,其语也无非“浮薄”之类。那结果是,蜀党所荐举的秦观、方坰都不能参加最后的御试,只剩谢悰一人去对策,其他人都在秘阁六论的考试中淘汰了。

秦观既已被诏至京,想必是参加了秘阁的考试。所谓秘阁六论,就是要写六篇论文,其题目都是从经史子书甚或注疏中抽取一句或一句中的几个字,要求应试者能记得此题的出处,由此生发议论。《文献通考》卷三十三《选举考六  贤良方正》末载马端临按语云:“按制科所难者六论,然所谓四通、五通者中选,所谓准式不考者闻罢,则皆以能言论题出处为奇,而初不论其文之工拙。”这就是说,论文的文笔好坏关系不大,主要是看应试人是否记得题目的出处,写在文章里。“四通、五通”是指应试人于六个题目中多数能记得出处;“准式不考”是多数的题目记不得出处18。前者即中选”,后者即闻罢”。根据现在能够找到的史料来看,参加元祐三年秘阁考试的有好几个人,除秦观、方坰之外,还有张咸19、谢悰等。朝延委派的考官是孙觉、苏辙、彭汝砺、张绩,其中孙觉和苏辙都是很欣赏秦观的人,这一支考官队伍应该对秦观的“中选”相当有利。但结果参加御试对策的只有谢悰一个,方垌、张咸等大概都被“闻罢”了。秦观的情况则比较特殊,其《与许州范相公书》20云:“相公当国,怜其孤单,不即闻罢,使得自便,引疾而归,侥幸深矣。”他没有被宣布闻罢”,而是以引疾而归的名义退出。既有闻罢之说,则秦观必然参加了秘阁考试无疑。问题在于,“闻罢与否当由考官决定,此事何故须由宰相范纯仁出面来处理呢?可见当时的情况必较复杂。

这里存在两种可能:一是秦观所作六论本当中选,但朔党、洛党的台谏官对他加以攻击,不让他参加御试,而考官又不肯将他“闻罢”,遂由宰相范纯仁出面,作此中间处置;二是秦观的六论本来就未达到四通、五通的要求,范纯仁为保全他的声誉,让他主动退出,以免被宣判为“闻罢”。今检《淮海集》卷二十三有《圣人继天测灵论》、《变化论》、《君子终日乾乾论》、《以德分人谓之圣论》四篇,题面分别出自《法言》、《周易》、《庄子》之书,其体制合于秘阁试论。秦观生平中,除这次秘阁试论外,需作此种体制论文的场合似乎不多,所以,这四论很可能就属于元祐三年的秘阁六论。问题是《淮海集》中只有这四篇,找不到另外的两篇。就这四篇来看,秦观于前三篇都准确地交代了题目的出处,最后一篇《以德分人谓之圣论》则未明出处,大概没想到考官会从《庄子》书中出题,不曾温习。四篇之中,三通一不通,由于另两篇不见,故竟不知秦观当年的试论合格与否。

蜀党对这次制科举士的辛苦经营,最终彻底失败,侥幸参加了御试的谢悰,也没有逃脱朔党刘安世的弹击21。折腾了两年,结果竟是一场空。举贤良本是朝廷的大事,在元祐三年,这件大事也成为党争的一个节目,但与同时进行的另一个节目即胡宗愈能否出任执政相比,它是比较次要的,故蜀党听从了范纯仁的安排,让秦观作出了牺牲。本文之所以要详考秦观应贤良科的经过细节,就是因为,不单是秦观在进策中表达的政见与党争密切相关,而且这一次贤良举士事件的本身就是党争的表现。即便秦观本人并无明确的政见,他也已不知不觉地步入了党争的战场,更何况他的政见带有鲜明的蜀党色彩!说见下文。

二、秦观进策之政见

秦观的贤良进策,包括《进策》三十篇与《进论》二十篇,共五十篇。《进论》的性质是史论,以时代的先后为序,论列了二十个历史人物,虽然宋人的史论多少都与时政有些关系,却基本上是从历史人物的具体言行上生发议论,那自然就不能成为政见的系统表达;而《进策》则直接就时政中的一系列问题发表意见,可以系统地表述作者的政见。以故,这里主要分析《进策》三十篇的政治内涵。

1、与“新旧党争”有关者

宋朝设制科以待非常之士,贤良科更是为选拔政治方面的人才而设,故时人称贤良为“大科”,由此进身者,例获较快的升擢,比进士、明经等诸科出身者更有机会展其抱负。以故,自负见识超人、胸怀大志者,往往不屑或不满足于进士出身,而从事决科射策之举,如李觏、苏轼所为。晁说之《元符三年应诏封事》云:“国家之初,尚诗赋,而士各精于诗赋,如宋祁、杨真、范镇各擅体制,至于夷狄犹诵之。自嘉祐以来尚论策,而士各力于论策,乃得苏轼、曾巩辈,至今识者各仰之。”22文章的热点从诗赋转向策论,多少与朝廷重视制科有关。一般来说,诗赋是纯文学性的创作,是“无用”的,而策论则必须指斥时弊、陈述政见,自然是“有用”之文。《宋史·沈遘传》:“(沈遘)奏《本治论》。仁宗曰:‘近献文章者率以诗赋,岂若此十篇之书为可用也。’”仁宗重视策论,本为其有用于治道,而士人遂以策论直接参与议论时政。神宗熙宁三年,由于王安石变法引起朝野上下大规模的争论,该年应贤良科的孔文仲便在对策中表明自己对“新法”的反对态度,受到旧党考官的高度评价,却被神宗御批黜落,继而取消了制科举士制度,至元祐年间旧党执政,才予恢复。在这样的局面之下,制科成为新旧党争的一个环节,旧党之所以要恢复制科,也无非是想为支持旧党政策的人提供优越的仕进之途,以利于其政策的延续23。从而,应制人上策论,也就不但要有用,且须具有鲜明的旧党立场了。

秦观《进策》中有极可注意者,即除《序篇》之外,正文的第一篇冠以《国论》。所谓“国论”,是关于朝政的大议论,它不是就一般的行政措施而发,而是要由此来决定基本政策的。“国论”不定,有关政策就无法顺利实施,神宗、王安石为了推行“新法”,烦于国论不一,遂强制统一思想,将国论定于一是,当时谓之“国是”。此后“新旧党争”之中,“国是”问题甚嚣尘上,成为北宋党争留给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一大遗产。南宋人吕中曾对北宋“国是”问题加以总结云:

国论之无所主,非也;国论之有所主,亦非也。国无定论固不可以为国,然使其主于一说,则人情视此以为向背,人才视此以为去就,人言视此以为是非,上之政令,下之议论,皆迁就而趋之。甚矣国是一言之误国也!夫国以为是,即人心之所同是也,又安有众之所非而自以为是,使人皆不得于国是之外者!此特孙叔敖之妄论,唐虞三代之时,孔孟之明训,初无是也。秦汉至五代,其言未尝用也。本朝自建隆以来,此其说未尝有也。自熙宁王安石始有是论,而绍圣之蔡卞、崇宁之蔡京,皆祖述其说而用之。熙宁以通变为国是,则君子为流俗矣;绍圣以绍述为国是,则岭海间皆逐臣矣;蔡京之国是,又曰丰亨豫大之说而已,则立党籍,刻党碑,凡所托以害君子者,皆以国是藉口,曰此神宗之意、安石之说也。缙绅之祸,多历年所,岂非一言可以丧邦乎!24

他说“国是”之说出于先秦时的孙叔敖,大概是对的,刘向《新序》卷二《杂事》载孙叔敖对楚王问,有此说。秦汉以来,此说确也少人继述。“自熙宁王安石始有此论”,则不知何据,我们在今存的王安石诗文中,没有发现关于“国是”的论述,但吕中可能看到过王安石的《熙宁日录》,或许内有此说,亦未可知,因为王安石“一道德而同风俗”的思想,与国是之说的涵义是相当一致的。《宋史·司马光传》有两段关于“国是的记载:变法之初,众论不一,宋神宗曾教训司马光:“今天下汹汹者,孙叔敖所谓国之有是,众之所恶也。”至元丰末,神宗欲起用司马光,新党宰相蔡确予以阻止曰:“国是方定,愿少迟之。”司马光由此不得起用。可见,神宗与新党确以“新法”为“国是”。正因此,苏轼在熙宁初公开反对“新法”,不过离朝外任而已,至元丰时,却会因为在诗歌中暗寓反对新法之意,而被捕下狱,缘当时“新法”早过了讨论的阶段,已定为“国是”,不容再议。也正因此,司马光主持“元祐更化”之初,不得不唱出以母改子这样一个容易授人以柄的论调。论者多谓温公短于才智,其实表现了他的勇决,因别人困于神宗所定“国是”,不敢显斥,凡行“更化”之事,未免含糊其辞,或曲为之说,而温公此语,等于公然改弃先帝“国是”,可谓快刀斩乱麻。但此语也确实是倒持太阿,后来新党反攻倒算,蔡卞入朝主持意识形态工作,便很轻易地拈起“国是”二字,大做文章。我们明白了这一背景,就可以理解秦观的《进策》为什么要首列《国论》一篇了,那是开宗明义,表明党派立场的。

以母改子的口号挑明了神宗的国是被政弃的事实,其所含隐患在于,它还表明“更化”乃是宣仁太后的政策,而不是宋哲宗的政策。按那个时代一般的政治伦理,它的权威性远逊于子承父业这种天经地义般的训条,而后者无疑是极易被新党利用的。所以,“哲宗亲政以后怎么办”,成为旧党的极大忧虑。这样的忧虑使另一种看似更为高明的说法得以产生:即把“更化”说成是神宗的遗志,谓神宗晚年追悔往事,意欲起用旧党,只没来得及自行“更化”而己。这个说法的真实性如何,是并不重要的,因为无论其真实与否,都很难令旧党以外的人相信。不过,除此之外,元祐诸臣实在没有更好的说法了。秦观的《国论》篇,就是要强调这样的说法,他称之为“先帝之末命”。然而,他似乎也知道此所谓“末命”难以取信于哲宗,故又讲了一通关于子之事父的道理。他说真正的达孝继其志”,而不是“述其事”,即便先帝没有“末命”,“陛下犹当继其志,不述其事。这也无非是把实施“新法”说成神宗所行之“事”,而把“更化”说成神宗之“志”,立论甚为牵强。

不过,秦观有他的聪明之处。他知道自己的进策名义上是给哲宗提建议,实际上是给太皇太后看的。所以,真正的问题不是说服哲宗相信“末命”或者“达孝”之说,而是趁太皇太后主政期间设法于舆论上坐实“末命”之说,使之牢不可破,令后来者不得不延续“更化”政策。他想出的办法是:朝廷应模仿《尚书》里面盘庚与武王的诰命训誓,将此意“作为明诏,丁宁反覆”,然后“布告天下,咸使闻之”,还要“被之以诗章,传示无穷”。这实际上是要重新确立一个“国是”,令后来者难以改变。此法未必真足以阻止政局的逆转,只体现了秦观鲜明的旧党立场。

绍圣元年刘拯弹奏秦观云:“《进策》谓秦二世不变始皇之法而至于亡,汉昭帝变孝武之法而存。”(见上引)这话就见于《国论》篇,用历史事例来说明改变神宗之法的正当性。刘拯可谓一下就抓着了要害。反过来,这也证明了《国论》篇在秦观这份《进策》中的首要地位。

除《国论》外,还有一些篇目表述了秦观的旧党见解。我们如将他的进策与新党李清臣应制科的进策相比较,就会一目了然。李清臣是元祐末首倡“绍述”之人,其应制科在英宗治平二年,后于苏轼而早于秦观,《宋史》本传载欧阳修壮其文,以比苏轼”,此人是新党中除王安石以外最负文名者,《全宋文》从《圣宋文选全集》等书辑录其《论》、《策》各二十五篇,则其制科进卷尚以完整面貌存在。我们若取苏轼、李清臣、秦观三人的制科进卷,比勘其观点的同异,将会了解北宋策论的发展过程。秦观的观点多承自苏轼,已为今人所知,此仅取李清臣进策的首篇《法原策》,与秦观的有关论述相比较。

《法原策》云:

法立,而天下之心定;天下之心定,而治道毕矣。法为贵,君位次之。……今夫大匠之起巨室,弹画一定,木之曲直、小大、长短,必皆就吾绳墨规矩焉。其参差不齐、龃龉不合,则斤削燎括而已矣,若毁吾弹画而从木之情,则工劳而事拙,纷扰而不可理矣。25

这是毫不含糊的“法治”主张。李清臣认为“法”的地位应该比君主还高,故以此篇冠其进策。他强调“法”的绝对权威性,并以匠人的绳墨弹画为喻,说明“法”对于天下人情事务的强制性。此虽作于王安石变法之前,却很符合王安石立法定制以强制天下执行,进而一道德而同风俗的主张,这也证明王安石的理论在当时拥有一定的杜会基础,士人中不无同调。但在秦观看来,这无疑是违反儒家精神的“申韩之术”,其《进策》之《法律下》云:

昔者以《诗》《书》为本,法律为末;而近世以法律为实,《诗》《书》为名。臣以为天下之大弊,君子所宜奋不顾身而救之者,无甚于此。何则?废《诗》《书》而从法律,则是举天下而入于申韩之术也。

由此,他要求朝廷废罢王安石设立的“明法”科,或至少限制此科的取士规模。因为真正具有权威性的应该是《诗》《书》而不是法律。对于“法”的强制性,他也加以反对,《治势上》云:

臣闻御天下之术,必审天下之势。不审其势而己信臆决,行其所谓道,守其所谓法,则虽有刚毅果断之材,或失而为刻深。

秦观作文时大概并无批驳李清臣之意,但两人的议论正相反对。新旧两党的策论,就是如此对立的。不过,秦观所云,无非旧党的一般论调;倒是李清臣于王安石变法之前,卓然发此违反传统之论,应得到较高的评价。

2、洛蜀党争有关者

宋朝的官僚队伍极为庞大,文化素质不低,但史载北宋后期君臣之间常有“乏才”之叹,朝官有缺,无人可补。这个现象是党争造成的,新旧两党各有人才,也各有足具补缺资历的官员,但一党当政时,另一党的人不能用,所以人才资源少了一半,乏才现象就很自然地发生。与此同时,循资进职的文官制度造就着具备足够资历的异党官员,必须以种种理由阻止他们来填补朝官的空缺,宁缺不补。然而终究不能不补,一补便联袂而来,足以冲击现行政策,引起政局逆转。北宋后期党争形势几度反复,如环无端,此亦是原因之一。元祐诸臣汲汲乎“荐士之举,既设“十科”、又复贤良,其用心是不难理解的。他们的愿望是造就一批与自己政见相同的“人才”,以巩固政局。这个愿望的不能实现,据说是因为旧党内部又产生了“洛蜀党争”,自相排斥。其实,“洛蜀党争”一语还不能完全概括元祐党争的复杂性。这里不能忽视“代沟”的因素,旧党中那些经历过仁宗时代的年长官员,固然是王安石的老政敌,却也跟王安石有着许多共同语言,可以部分地接受王安石的理论(当然各人愿意接受的又有不同),真正把王安石的理论视为不可沾染之毒草的,倒是一些年轻的官员,他们的党派立场比前辈更为明确。一般来说,执政、侍从比较年长,台谏则较年轻,而台谏与执政又是制度上对立的,故元祐党争多表现为台谏对执政、侍从的攻击。自然,出生地域与师门传受的不同,也造成年轻官员之间互相分歧,是以台谏内部亦有自攻。总之,代沟、制度、地域、师门,种种复杂囚素,造成元祐党争局面的纷繁错出,几乎不可清理。本文仍用“洛蜀党争”一语,只是姑且承袭旧史的传统而已。

秦观被台谏攻击,是因为与苏轼的师弟关系。但苏轼何以如此招台谏厌恶,则其《乞罢学士除闲慢差遣札子》26自有交代:

臣退伏思念,顷自登州召还,至备员中书舍人以前,初无人言。只从参议役法,及蒙擢为学士后,便为朱光庭、王岩叟、贾易、韩川、赵挺之等攻击不已。

苏轼一直认为他跟台谏之间的冲突,起于“参议役法”。苏轼可以接受王安石的免役法,而台谏坚持司马光的主张,务必废除之,由此水火不容。故苏轼奏章中屡次申明:他跟司马光虽在役法问题上互相争执,其实原有许多共同语言。司马光固曾力主差役法,以致被苏轼呼为“司马牛”,但他未尝一牛到底,也允许“相机变通”。比较之下,司马光的弟子及其提拔的年轻官员,即布满台谏的朔党与洛党,对免役法更为深恶痛疾,以致憎恶苏轼。而秦观师从苏轼,于是,代沟与师门两种因素,造成台谏对秦观的排斥。及苏轼被擢为翰林学士,恰值执政官有缺,台谏深恐其登于宰辅,遂愈急于攻击。结果令朔党的御史中丞刘挚越过苏轼所任的翰林学士一级,而升上执政之位。但如此一来,蜀党的御史中丞胡宗愈便也可援例升补执政之空缺,令党争进入势均力敌的相持状态。而秦观于此时被诏至京,真可说来得不是时候。

王水照先生在《苏门的性质和特征》一文中,曾详细分析秦观与元祐党争的关系,及《进策》与苏轼政见的一致性27。此处不必再予复述,惟其中最可关注者,实为《进策》中的《论议》上、下两篇。所谓论议,即就朝廷目前有争议之事发表见解,由于争议必与党争相关,故《论议》两篇的写作,等于直接参与了党争。这两篇,一论免役法与差役法的是非,一论科举试经义与试诗赋的是非。前者正是台谏与苏轼的分歧所在,而秦观无疑支持苏轼;后者则是苏轼与王安石争论的老话题,但秦观于此时论及之,并非针对新党。进士废诗赋而试经义,固是王安石的主张,可司马光原与王安石有着许多共同语言,崇经术而斥文学,两人是一致的。而洛党的精神领袖程颐,在这一点上比王安石和司马光更为态度鲜明。所以,朔党、洛党大致都排斥文学,只有苏轼领导下的蜀党对文学抱有好感。在那个时代,文学相比于德行、经术,有着天然的劣势,即便秦观,在《论议》中也不敢主张纯以诗赋取士,而只敢要求德行、经术、诗赋各为一科,争取共存而已。但这无疑主张文学之士可以只因其文学才华而获进用的机会,也为朔党、洛党所不容。与《国论》篇一样,《进策》专设《论议》两篇,也是专为党争而作的。当然,如王水照先生所分析,《进策》的《治势》、《朋党》等篇,也反映了秦观的蜀党政见。

3、其它

秦观的贤良进卷,虽缴进于元祐二年,但其中篇目并非全作于一时。徐培均先生《秦观年谱》元丰三年:“是岁,颇得专意读书,与弟辈学作制科之文,以《奇兵》、《兵法》、《盗贼》,致苏轼求教。”此条下自注:

苏轼《答秦太虚书》:“寄示诗文,皆超然胜绝,……太虚未免求禄仕,方应举求之。应举不可必,窃为君谋,宜多著书,如所示论兵及盗贼数篇,但似此得数十首,当卓然有可用之实者,不必及时事也。”先生作《与苏公先生第四简》,复曰:“寻诲谕,且令勉强科举……尽取今人所谓时文者读之,意谓亦不甚难及,试就其体作数首……今复加工如求应举时矣。”案:此皆谓攻制科之文,策论之作已着手矣。

按元丰三年制科早废,苏、秦二人未必能逆料元祐之复制科,以少游“论兵及盗贼数篇”为此而作,语未妥贴。但谓《进策》中有关篇目已草就于此时,则是可信的。苏轼是劝秦观于准备进士之业外,还要著书,但不必关涉时事。后来制科恢复,秦观遂以前时所作充进卷的篇章。大概进卷中与党争时事无关者,多是此数年间陆续作成。

陈师道《秦少游字叙》28谓秦观少时好读兵书、论边事,《进策》中论兵的有《将帅》、《奇兵》、《辩士》、《谋主》、《兵法》五篇,又有《盗贼》三篇、《边防》三篇,皆与此相关,总数占《进策》的三分之一强。当年被东坡许为卓然有可用之实者,大概就是这一些文章。具体来看,论兵的数篇,是将构成一支军队的各要素逐一论述,以明其各有所用。此可见秦观确曾研读兵书,但也看不出有特别的见解。唯《将帅》篇谓西、北二边之事,朝廷不必详其细节,宜全权委托统帅各一人,足以了事。此似有见于北宋兵权集中之流弊,但此策亦早见于苏轼的贤良进卷29,秦观只承其说而已。《盗贼》三篇,徐培均《淮海集笺注》卷十七引明代张綖按语云:“富郑公、苏长公论弥盗尝有此说。”则亦承富弼、苏拭之说。《边防》三篇,首谓西夏之患更甚于辽,次论对付西夏之策,主张进攻,最后献五路之兵岁出一路,轮流进扰之计。在我们看来,认为两夏之患更甚于辽,乃是宋人之遁词,不过因为辽军强大,不敢去碰,只好一味献币求和,而西夏国弱,宋军尚可应付,故凡有志于立功边陲者,都只对西夏打主意,不独秦观为然。宋神宗、王安石也不过如此。大概直到靖康之年,宋人才明白亡国之祸其实来自北方,而不是西夏,这当然不是秦观所能知。至于五路轮流攻扰之计,后来也被杨时所否定,其语录有云:

问:“秦少游进卷论所以御戎,乃欲以五路之兵,岁出一路,以扰夏人之耕,如此是吾五岁一出兵,而使夏人岁岁用兵,此灭狄之道也。当时元祐间有主此议者。此果可用否?”曰:“……亦无此理。今常以五路之师,合攻夏人,尚时有不支。岁出一路,其倾国而来,攻城破邑,吾其可止以一路之众当之乎?大抵今之士人议论,只是口头说得,施之于事,未必有效。”30

他认为秦观的计策只是说来好听罢了。确实,秦观虽好论兵,但算不得军事家。
    到此为止,我们可以对秦观《进策》所表述的政见给予总体的评价了:除了体现其旧党立场、蜀党身份,及复述苏轼的某些成说之外,并无独到的卓见。这不是说《进策》没有政治意义,正相反,它几乎可以被称为蜀党的政治宣言;这也不是说秦观个人缺乏政治才能,而是那段时期的所谓“政治”,除了党争以外就没有什么东西了。

三、秦观进策之文学

秦观的进卷并非“无用”之文,但其用似只限于党争,作为政论,谈不上有何卓异之处。相比之下,其文学上的成就要高得多,在当时即获蜀党人物的称赞,如黄庭坚诗曰:

少游五十策,其言明且清。笔墨深关键,开阖见日星。陈友评斯文,
如钟磐鼓笙。31

所谓关键、“开阖”,盖指文章结构之巧。“陈友当是陈师道,所谓如钟磐鼓笙”,盖指文章语言之妙。宋人更为关注的是结构的方面,两宋之交的批评家吕本中有云:

文章有首有尾,无一言乱说,观少游五十策可见。32

稍后的汪应辰亦承其说:

居仁吕公云:秦少游应制科,问东坡文字科纽,坡云:“但如公上吕申公书,足矣。”故少游五十篇只用一格。前辈如黄鲁直、陈无已,皆极口称道之。后书读书,初不知其为奇也。吕丈所取者,盖以文章之工,固不待言,而尤可为后人模楷者,盖篇篇皆有首尾,无一字乱说,如人相见,接引、应对、茶汤之类,自有次序,不可或先或后也。33

这都是对秦观进卷的文章结构给予好评。据说,“五十篇只用一格”,即都用同一的结构之法,并且是出于苏轼的指导。

苏轼所云如公上吕申公书”,今见《淮海集》卷三十七《上吕晦叔书》,是秦观早年干谒吕公著的书信。此书开门见山,先说五月日,进士秦某,谨再拜献书”之语,然后主体部分是赞美吕公著的功名,顺及仰慕之意,最后复说献书以求赏识,与开篇相照应。其赞美的部分,则先发议论,以为一个成就功名的人,当兼具器识与学术;然后分举史例,说西汉的霍光有器识而无学术,故虽能建功而灭族于身后,东汉的李固有学术而无器识,故虽能立名而不能成功,扩而言之,西汉之士大抵具器识而乏学术,东汉之士大抵富学术而乏器识,皆有缺陷,故功名或缺,以此证明器识与学术兼备的重要性;最后赞美吕公著器、识、学、术完备无欠,是有“道之人。这篇文章确实是有首有尾,而中间立说、引据、归结,步骤分明,次序井然,结构上一无罅漏,很符合吕本中、汪应辰的说法。

从这个角度来看秦观进卷,所谓五十篇皆用一格似也不是虚说。除《序
篇》用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之格而加简,情况较为特殊之外,其它篇目大都首尾完具,平衡匀称,其议论大都具有立说、引据、归结诸种要素,而巧为安排,功夫甚细。徐培均先生在《淮海集笺注·前言》中曾解剖了《主术》一篇的结构,可以窥斑见豹,此不赘述。李廌《师友谈记》载:

廌谓少游曰:“比见东坡,言少游文章如美玉而无暇,又琢磨之功殆有出其右者。”少游曰:“某少时用意作赋,习贯已成,诚如所谓,点检不破,不畏磨难,然自以华弱为愧。”刑和叔尝曰:“子之文铢两不差,非秤上秤来,乃算子上算来也。”34

可见,秦观作文的这种特征,是与他少时用心习赋有关的。习赋是为了应进士考试,故所习必为律赋,长度有定,限换八韵,且句格整齐。赋本长于形容,但律赋的试题多出经史,须要议论,则往往就以八韵分段,为意思的起承转合,结构平衡而次序不乱。与欧阳修、苏轼的“以文为赋”相反,秦观乃是“以赋为文”。

然而,论事之文,须要分析事理,提供策术,事有详略,策有奇变,表述之间怎能都做到节节匀称、“铢两不差”呢?大抵文章结构之巧,仍基于其立说之巧。笔者细读秦观进策,用心推求,觉其立说亦是有规可寻,不敢自是,写出来向大家请教。

尝读《礼记·中庸》:

子路问强。子曰:“南方之强与?北方之强与?抑而强与?宽柔以教,不报无道,南方之强也,君子居之。衽金革,死而不厌,北方之强也,而强者居之。故君子和而不流,强者矫;中立而不倚,强者矫;国有道,不变塞焉,强者矫;国无道,至死不变,强者矫!

按此段可见夫子之巧于应答,盖子路所问之“强”,原极抽象,难于一言道明,夫子乃自为宕开一层,化出“南方之强”、“北方之强”、“而强”三端,然后可以逐一分述,推出己见。此可谓“窄题宽做”,化一为三,而结构也便匀称。笔者受此启发,审视秦观进卷,发现他全用此法立论,除《序篇》外,四十九篇莫不如是,真可谓“五十策皆用一格

《国论》篇,论更化之意宜明告天下,却化出太上忘言、“其次有言”、“其下不及言”三幅,分举史例以论之,归结到今宜“有言”。

《主术》篇,论国君用臣之术,却分出用执政与用台谏两个方面,对举以行其文。

《治势》二篇,上篇讲原理,下篇讲现实。上篇论治术与形势的关系,分出“宽、猛”与“强、弱”两种,分述利弊;下篇论当前宜用的治术,却先分述仁宗时“宽”、神宗时“猛”的情况,以明当今宜用中和之治。

《安都》篇,论建都汴京之当否,却引出长安与洛阳作对比,分述三地形势。又将建都所据之“险”,分作“以地为险”、“以兵为险”两种,对比论述,以成其说。

《任臣》二篇,仍依《主术》篇之法,以执政与台谏分论。上篇论执政举人当不避其亲,说古人有自举其身者、有举其子者、有举其弟者、有举其侄者、有举其内外之亲旧者”,然后分别引述史例,是化一为五;下篇论台谏之臣宜受宽容,其议论也分作“取其大节”、“略其小过”两端,化一为双以行其文。

《朋党》二篇,亦是上篇讲原理,下篇讲现实。上篇论朋党有其合理性,却从君主御臣之术“不务嫉朋党,务辨邪正”说起,然后以此二事对举行文;下篇论哲宗不当嫉朋党,却引出仁宗来对举,分述两朝情事。

《人材》篇,论君主当惜人材,却将人材分作成材、“奇材”、“散材”、“不材”四种分论。

《法律》一篇,亦是上篇讲原理,下篇讲现实。上篇论纯依法律不可为治,引出《诗》《书》以与法律对举,分述三代、秦、汉唐三种情况。下篇论王安设立的明法科当被废除或限制,行文中也一直以《诗》《档》与法律对举。

《论议》二篇,上篇论役法,下篇论贡举。论役法则分述差、雇二法之各有利弊,论贡举则分述德行、经义、诗赋之各有所用。

《官制》二篇,上篇讲制定官制的一般原则,下篇对当前的官制提出具体的意见。上篇将进退官员的依据剖为资格与声望两种因素,然后对举论述;下篇则提出“自正议大大以上,迁进太略;自中散大夫以下,清浊不分两个缺陷,交论其非,这两个缺陷原是平行的,不是对立的,但秦观以前者之弊在“大臣侥幸”,后者之弊在“小臣偷惰”,巧妙地表述为对立,以行其文。

《财用》二篇,上篇论理财之法,分天下财富偏归于国家与偏归于私室两种情况,分别利弊以立其说;下篇进理财之术,提出“尽地力、节浮费”两端,交叉论述。

《将帅》篇,论军队胜败之机系于将帅,却把将帅分为“一军之将、“一国之将”、“天下之将”三种,分别论述。

《奇兵》篇,论出奇制胜,先罗举天地间其它事物的“奇来类比奇兵,再将“兵之正”与“兵之奇对论,复谓用奇兵、“巧、“妙三端,分别论之。

《辨士》篇,论辩士在军中的作用,谓辩士须具三德、明五机,分别论之。

《谋主》篇,论谋士的重要性,却引主将作对,通过主将与谋士的关系来展开论述。

《兵法》篇,言用兵之法,却先引作对,论之关系;然后将兵法分作权谋、形势、阴阳、技巧四端,举例分叙;最后又引出道”,讲兵法法与“道”之关系。

《盗贼》三篇,上篇讲平定盗贼之法,中篇推究盗贼的起因,下篇进逆销盗贼之术。上篇引夷狄与盗贼对举,比勘平夷狄与平盗贼之法的不同,以行其文;中篇谓盗贼起于政治之弊病,却铺展为朝廷任法与任吏之关系,以立其说;下篇论盗贼之中有豪俊,若朝廷收用之,可以逆销盗贼,全篇即以销盗贼与收豪俊对举展开。

《边防》三篇,上篇论对付西夏之政策,先列出弃地进取两说,分别论之,然后决出进取之策;中篇是回答对进取之策的质疑,却分别真宗朝、仁宗朝、神宗朝三个不同时期的不同形势,以证今日当进取;下篇献五路轮流出兵进扰之计,却取“攻”与“守”的关系来立论。

《晁错论》,以汉斩晁错为得计,通过战之胜败与理之曲直的关系来立论。

《韦玄成论》,以韦玄成议汉宗庙之论为非是,通过礼与人情的关系来立论。

《石庆论》,认为石庆能免汉武帝之诛杀,乃因其为鄙人之故,却引阴阳之说以比君臣关系,分别君弱臣强与君强臣弱两种情形,推出其说。

《张安世论》,以安世为非贤,却将臣子分为大臣、“具臣、“奸臣三种,化一为三以申其论,而归安世于“具臣”。

《李陵论》,以李陵之败为用兵之误,取用兵之的关系,来立其说。

《司马迁论》,辨班固所讥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之语非是,认为司马迁是“有见而发、有激而云”,全篇即依此两点分述。

《李固论》,象是答苏轼元祐二年试馆职策35,以西汉之易亡与东汉之不易亡为对比,分论“功臣”与“名臣”的不同作用。

《陈寔论》,以陈寔诎身应世为是,取君子行为与时世之关系立论。

《袁绍论》,以袁绍之所以亡,在于杀田丰,取君主与士的关系立论。

《鲁肃论》,以鲁肃借荆州给刘备为善策,设想若不借,会发生两种可能的情形,分论此两种情形皆不佳,反证借为善策。

《诸葛亮论》,以诸葛亮不足以兴礼乐,取帝王之臣与霸者之臣对举立说。

《臧洪论》,辨臧洪之死非为义举,以君子之常”与“君子之变”对举为辩资。

《王导论》,言王导杀周顗,寻《春秋》赵盾之事作对,通篇以比勘二事行文。

《崔浩论》,以崔浩自比张良为非,取有道之士有才之士的同异,辨张良之优于崔浩。

《王俭论》,以王俭自况谢安为非,通篇取谢安事业、志趣与王俭比勘,最后又引出陶渊明之高节来相形贬低王俭之为人。

《韩愈论》,以韩文为集大成之文,取杜诗为集大成之诗,以相衬并论。

《李泌论》,以李泌进兵范阳之计为然,取除敌必捣其巢穴之义,又反论起事必固其根本,以为对称互证。

《白敏中论》,以白氏背李德裕为非,取公义私恩之关系立说。

《李训论》,以唐文宗用李训除宦官为非,取谋事与用人之关系立说。

《王朴论》,赞王朴为周世宗画策之明,以辨别敌之大小与取之难易的关系来展开论述。

由上可见,秦观进卷每篇立说的机杼全同,都是化单为双或为多,或分其端绪,或寻其比对,或只有意并列两三事,行文时或通篇结辫而论,加以琢磨整洁,或均画片段而加以首尾照应,故皆能节节匀称,“铢两不差。其结构之巧,原本于立说之巧。黄庭坚所谓关键”“开阖,其秘密就在于此。

窃疑天下事未必都可以或都必须如此均匀分剖而论,彭汝砺《论用人奏》云:所听主于智而可以谋也,而纤巧者附焉。纤巧者,其说似智而非智也。”36秦现五十策,于政见而言大抵不过似智而非智”,其成就唯在文章之纤巧。恐怕作文之时,也未必真求解决问题,而只求立说之巧。但论事之文,能做到篇篇这样纤巧”,其寻思、布置的功夫实在非同一般。

在宋人看来,这样的文章体现出法度的精严。吕本中为什么如此看重秦观的进策?就因他是讲究法度的人,苏轼的诗变化太多,无成法可循,他便标举黄庭坚的诗,来讲“诗法”;同样,苏轼的文章也是太富于变化,无成法可循,他便让人去读少游五十策,那是有着固定的法度的。所以,依吕本中文学批评的思路,秦文几乎具有黄诗一般的意义。这当然也显示了元祐创作中“法度”与“变化”的互补。不过,论事之文毕竟不同于诗,虽然固守成法的诗也算不得一流的好诗,但诗的精致程度理应比文更高些,而文则更应自由一些,更应随内容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形态。以故,南宋人于诗多迷恋“法度”,于文却欣赏“变化”;于诗可以只取形式,而于文则必看内容。虽然吕本中推崇五十策。但吕祖谦的《皇朝文鉴》却只收了一篇,而其《古文关键》卷首的看文字法中,便谓秦文“知常而不知变”37

注释:

5、本文所引《淮海集》内容,全据徐培均先生《淮海集笺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。

6、见《淮海集笺注》附录一。

7、见《宋会要辑稿·选举》一一之一四。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三百六十八载刘挚疏,又见刘挚《忠肃集》(《丛书集成》本)卷四《论取士并乞复贤良科疏》。

8、《苏拭文集》卷二十九,中华书局1986年版。

9、见《宋会要辑稿·选举》二八之一六。《四部丛刊》本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》卷五十三有《乞以十科举士札子》。

10、见徐《谱》元祐五年六月条。

11、钱大昕《淮海先生年谱跋》(见《淮海集笺注》附录三)已指出此误:“《宋史·哲宗纪》:元祐二年四月复制科,苏公荐先生贤良方正,当在其时。明年应诏入京师,为言者所齮齕,引疾而归,不得与试,集中《与许州范相公书》载其事甚备。诗集亦有白发道人还省记,前年引去病贤良’之语。然则被诏至京师为忌者所中,复引疾归汝南,实三年事。”按所引秦观诗句见《淮海集》卷十一,题曰《元祐三年余被召至京师,从翰林苏先生过兴国浴室院,始识汶师,后二年复来,阅诸公诗,因次韵》。

12、依《淮海集》,《进策》三十篇中已包含《序篇》,不应于《策》《论》五十篇外另列《序篇》。

13、见刘安世《尽言集》卷三,《丛书集成》本。

14、孔凡礼《苏拭年谱》第741—742页,中华书局l998年版。

15、如《宋史·陈舜俞传》:“举进士,又举制科第一。

16、《参寥子诗集》卷十,《四部丛刊》本。

17、《朱子语类》第3116页,中华书局l994年版。

18、如《文献通考》卷三十三载熙宁七年:“秘阁考制科陈彦古六论,不识题语何出,字又不及数,准式不考。”

19、范祖禹《范太史集》(《四库全书》本)卷十九《举张咸贤良札子》:“臣伏见前陵井监仁寿县令张咸,素有履行,富于文学,元祐三年有近臣举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,蒙召试秘阁,以不中第复归本任。可见张咸参加了此年的秘阁考试。又《范太史集》卷二十一《荐章元弼札子》:“臣伏见前虢州知录事参军章元弼,学问该洽,词章富赡,自元祐三年举贤良方正,召试,以丁忧不赴。”这一位章元弼也被荐举应此年制科,但没有参加秘阁考试。

20、见《淮海集笺注·后集》卷五。

21、见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四一四,元祐三年九月乙巳条。0

 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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